103人,约占当前全国人大代表总数的3%。
这一组数字,勾勒出全国人大代表队伍里一支特殊的非遗力量。
10月17日,在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上,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雒树刚在题为《谈谈我国非遗保护传承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课题》的讲话中,提及对2800多人的全国人大代表构成进行的分析:“其中103位代表是非遗工作者,占到3%,这是个相当大的比例。”
一批批来自乡土一线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者等非遗从业者,走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既是多年非遗系统性保护的成果,也直观印证非遗从业者群体受重视程度持续提升,让来自保护现场、产业一线的匠心声音直达顶层决策。
把这103个人摊开画像,会发现比“3%”本身更值得琢磨的东西。

1.1 身份画像
这103人里,有40人(占38.8%)是经认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国家级17人、省(自治区)级18人、市(州)级4人、区(县)级1人。
另有7人,所在院团或企业承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公开报道多称其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表演艺术家,不计入这40人。
剩下的54%,是谁?
分析56个人的单位身份,大致是四类。第一类,所在企业属历史经典产业、非遗技艺构成其核心环节的负责人,覆盖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汾酒、古井贡、今世缘、青岛啤酒、绍兴黄酒。第二类,守着关键工序的技术专家:品酒师、总工程师、车间主任、研发部主任、贮配车间高级技师。第三类,常年在田野和书斋里跑的学者,最具代表性的如巴莫曲布嫫。第四类,推动非遗政策落地的各级负责人。
非遗保护传承,除了核心的传承人,这四类也不可或缺:企业把技艺变成订单,专家把经验变成标准,学者把散落的记忆变成可检索的知识,主管部门把地方诉求变成可执行的政策。
1.2 门类画像
传统技艺39人、传统美术15人,两类合计54人,占52.4%,手艺类稳稳过半。传统戏剧14人、传统医药10人、传统音乐8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3人,民俗3人,传统舞蹈1人。曲艺与民间文学两栏,暂时空缺。

103 名非遗人大代表,是二十载非遗系统性保护的缩影;手艺门类过半,则是十五年生产性保护的答卷。传统技艺与传统美术恰恰是政策工具最密集的领域——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非遗工坊、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传统工艺工作站,一项一项落下来,让技艺在生产中活了下来,也让一批人在市场里长了起来。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口头传统。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都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里;故事、传说、歌谣的存量以百万计。这届103人里,尚无以民间文学、曲艺为主要方向的代表,唯一相关的是赫哲族伊玛堪,其承载者刘蕾做的是传习与推广(伊玛堪在国家级名录中属民间文学类,其承载者未获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本表按承载者身份暂列民俗)。口头传统的价值实现方式,在记录、译注、传习和再创作上。随着数智科技的赋能,以及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史诗的数字化整理、进校园进社区,这类项目滋养出能站在行业前列的人,值得期待。这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的取向一脉相承——把系统性保护和数智化赋能放在突出位置。
传统医药的10人,是另一个信号。张伯礼、阿吉艾克拜尔·艾萨两位院士,加上藏医、蒙医、维医、彝药的院长与科室主任,走的是专业技术路径。
1.3 性别与民族
女性54人,占52.4%;少数民族35人,占34.0%。同期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整体,女性790人占26.5%,少数民族442人占14.8%。
35名少数民族代表分属19个民族。彝族、藏族各5人,苗族4人,蒙古族、壮族、维吾尔族、畲族、满族各2人,赫哲族、门巴族、普米族、德昂族、怒族等人口较少民族在列。从群体特征看,刺绣、织造、服饰类非遗项目从业者多为女性,也是民族地区发展成熟、组织化程度较高的乡土手工业。不少乡村女性依托这一手艺成长为行业带头人,最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1.4 年龄画像
101人的出生年月可查,另2人未公开。这101人的平均年龄53.9岁,中位数54岁。最小的33岁,是广东化州的廖志略;最大的81岁,是陕西的赵季平。一头一尾,相差48岁。
50岁及以下的35人,占34.7%,刚过三分之一。40岁及以下的9人,占8.9%,不到一成。
按出生年代分,60后34人、70后35人,两代合计69人,占68.3%,是这支队伍的绝对主体。50后6人,40后2人。
再往下细分:75后14人,占13.9%;80后20人,占19.8%;85后8人,占7.9%;90后4人,占4.0%(同期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整体,90后57人,占1.91%)。50岁以下的35人里,有26人集中在41到50岁。
40岁以下的,只有9位。其中,7位是女性:杨昌芹、李智慧、金瑞瑞、李利、鲁丽华、石濡菲、罗布央宗,两位男性是许泽荣和廖志略;7位在传统技艺与传统美术门类,2个在民俗——彝族打歌、门巴族服饰歌舞。
4位90后全部落在传统技艺:潮州彩瓷、化橘红炮制、赤水竹编、绍兴黄酒。
年轻化的主力,是绣娘、织女、茶人和酿酒师。非遗的代际接续眼下最活跃的那一段,长在女性手上,也长在有稳定生产形态的门类里。
1.5 区域分布
东部41人,占39.8%;中部30人,占29.1%;西部32人,占31.1%。中西部合计62人,占60.2%。
云南9人居首,江苏、河南各8人,四川、山东各7人,广东、湖南各6人。
比数字更值得看的是构成。同样是8个人,江苏带来的是3家酿造企业、2个剧院、2种绣法和1位厅长;云南带来的是6个民族的声音。
东部的非遗代表,多半“有企业”;中西部的非遗代表,多半“有乡亲”。
从工坊到会堂
非遗工坊是2021年以后接续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政策载体。这103人中,与工坊直接相关的有9人。
其中4人的工坊入选2022年全国“非遗工坊典型案例”:河北庞永辉的陈氏定窑、河北崔雪琴的赞皇原村土布、湖南石佳的湘西七绣坊、四川乔进双梅的马边花间刺绣。
1人入选省级首批非遗工坊——山东董丹华的扳倒井白酒酿造技艺工坊。其余4人,属村集体自建或企业自设:湖南赵春梅在二峰村建瑶绣工坊,请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来培训绣娘;广东廖志略把化橘红合作社做成开放式工坊,向游客展示古法炮制二十二道工序;贵州夏华的依文“绣梦工坊”配套“深山集市”平台;海南苏少洪在博后村建起黎锦文创基地。
石佳那个案例,名字起得很直接:“湘西苗绣:让妈妈回家”。
这六个字点破了工坊的真实功能。它不只是把技艺变成产品,更是把“外出打工”和“照顾老小”这两个原本无法兼容的选项拆开了。一个绣娘在村里接单,收入未必比在城里高,但她不必走。
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密度更高。把国家级与省级两级合并核算,103人中所在企业或单位在列的,共16人,其中国家级9人、省级7人。
两级去重后,与工坊、基地相关的是23人,占103人的22.3%。
每四五个代表里,就有一位,身后站着一间工坊或者一个基地。
再看这16人所在基地的门类分布:传统技艺14人、传统美术1人、传统医药1人。传统技艺里酿造类的酒最集中——茅台、泸州老窖、洋河、今世缘、汾酒、客家糯米酒,六家。
把口径放宽到全表,来自酒企的代表是14人: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汾酒、洋河、今世缘、古井贡、沱牌舍得、水浒酒、扳倒井、青岛啤酒、绍兴黄酒、赊店老酒、客家糯米酒。董事长、总工程师、品酒师、车间主任,都在里面。
酒、醋、茶、瓷、丝绸,是中国传统工艺里最早形成现代产业形态的品类。它们的酿造技艺、烧制技艺,本身是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执掌企业的董事长,又是全国人大代表。这说明非遗技艺与现代组织,在从生产性保护到历史经典产业的推动中,能够相融共生。
3%的三重跃迁
3.1 从“被保护对象”到“治理参与者”
过去二十多年,非遗在政策层面的位置是清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非遗从业者是政策的接受方。
今天这103个人,在提什么?
山东刘莉莉,柳琴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梅花奖得主,多年建议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细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配套细则。西藏格桑卓玛,阿里地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关注“谐巴谐玛”等非遗的司法保护,推动非遗在法治轨道上实现活态传承。湖南胡美娥连续提出建设湘黔桂边区苗侗共生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的建议,四川陈光浩推动“三苏家风家教”申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司法保护、区域规划、产业政策、执法检查——四种不同的政策工具,都被用上了。
过去两会上关于非遗的声音,更多是呼吁加大投入;今天的103人,更多关注落到了具体法条和配套细则上,这两者中间隔着的是一代人的身份变化。
3.2 从“小众手艺”到“国家文化力量”
3%听起来不大。但一个分散在两千多个县、以个体和小微为主的行业,能占到3%,意味着它已经具备三个条件:可识别,有国家、省、市、县四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可组织,有工坊、基地、协会、企业;可推选,有稳定的代表人物。
所以3%不只是一个文化指标,更是一个组织化指标。
截至2025年底,中国有45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数量居世界第一。这个“第一”是文化意义上的。而103位代表,是治理意义上的——它意味着非遗已经从“需要被记录的东西”,变成了“进入立法与监督的视野”。
对比一下就清楚了:不少从业人口远大于非遗的行业,未必能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里形成稳定的声音。差别不在人口,在组织。
3.3 从“地方手艺”到“国家名片”
103人分布在29个省级代表团,覆盖十大门类中的8个,缺的是民间文学与曲艺。甘肃、重庆两个代表团未见入列。
云南9人居首,江苏、河南各8人,四川、山东各7人,广东、湖南各6人。其中,云南9人,来自汉、彝、德昂、普米、怒、佤6个民族,手里做的是永子、酸茶、刺绣、古歌、舞乐;江苏8人,覆盖酿造企业、剧院、刺绣。
还有一个细节。江西的5位代表里,4位站在景德镇同一片窑火边上——于集华、刘文斌、张婧婧、王安维。一个地级市,占了全省5个名额中的4个,靠的不是非遗项目多,是那条产业链足够厚。
一张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一张是历史经典产业的现代形态。两张名片合起来,才是完整的非遗中国。
非遗是整个国家的文化底座内容之一,29个代表团意味着,从东北的朝鲜族长鼓舞,到西南的门巴族服饰,从景德镇的手工制瓷,到绍兴的黄酒,都在同一个议事框架里被讨论、被比较、被转换成政策。
后记
回到那组数字。
103人中,40人是代表性传承人,23人身后有工坊或基地,平均年龄53.9岁,覆盖29个代表团,8个门类。
这组数字勾勒出的,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故事,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从个体到组织,从技艺到产业,从被保护到能发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下一个五年,核心任务之一是“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进入现代生活的场景,进入产业的分工,进入年轻人的日常。而在这个生活化保护的实践中,谁把这些诉求带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至关重要。
融入的另一面,是另一道题。代表性传承人、身后有工坊和基地的代表,手里握着的不只是话筒,更有带动从业者增收、推动行业传承的力量。产业化推力一旦大过技艺自身的节奏,容易被挤到边上的,常常是不能批量、不能标价的那部分。而守住技艺的本体,让代表性传承人在市场里站得住、又不被市场改写,是这103人真正要回答的问题,也是3%的另一重分量。
3%不是一个比例,是一份底气。
它告诉所有还在县城的工作室里、在村口的作坊里、在舞台侧幕边守着手艺的人:你做的事,国家看见了。
手艺从来不会自己开口。替它开口的,一直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