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全国又相继掀起新一波的疫情，波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区，日检出核酸阳性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过千，让业界再度跌入失望的深渊，旅游何日才能走出疫情的阴霾？！
自2020年初，武汉最先突发疫情并迅速蔓延全国，随即而来的诸多管控措施，令人望而却步、举步维艰，国内旅游被迫时断时续，国际旅游陷于停顿。我作为这场防疫抗疫的亲历者，感受到了疫情笼罩下的旅游之艰难、之憋屈、之无奈，也与业内很多人士一样思考和掂量了若干问题，积郁了若干想一吐为快的话语。
一、流动性的基本特征，让旅游染疫首当其冲
在应对这场长时间的新冠疫情中，文旅主管部门积极贯彻中央的抗疫战略，制定了具有旅游行业特点的一系列抗疫对策，如旅游行业疫情防控工作指南，规定了景区错峰、参观预约、限定流量、个人防护、卫生消杀等，跨省旅游经营实行“熔断”机制，暂停或限量旅游演艺或文化演出场所，暂停旅行社的“机票+酒店”业务，暂停经营旅游专列业务，暂停经营进出陆地边境口岸城市的跨省团队旅游，对全国旅游行业的疫情防控确立了规范和指导。
行业中一度提出避免从旅游渠道传播和扩散疫情的说法，这从响应国家抗疫的要求来看，无疑是很积极的态度，也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从旅游的专业特性看，人员流动是旅游最基本的特征，也就是说只要有旅游行为，就得有人员流动，就得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就得与不同地方的人员接触，否则怎么区别居家与旅游呢？因此，避免旅游活动传播和扩散疫情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即使把全国各地的旅游活动都停下来，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从旅游的专业概念说，它也包括了商务旅行、因私旅行、自助旅游等，也就是说只要还允许交通工具运行（包括飞机、轮船、汽车、自行车），专业概念的旅游就是存在的，这也是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的2020年全国旅游出行比上年下降12.1%的口径。如果我们承认这项统计的口径，那么一些在外地出差而传染的病例，实际上也应算作是旅游者，只是他们并非团队游客而已，否则商务客人、自助旅游者就应该踢出“旅游”统计范畴了。
2021年7月下旬，张家界发生的疫情蔓延，经医学排查系由于3位大连游客途径爆发疫情的南京禄口机场受到感染，之后游客在武陵源景区观赏“魅力湘西”的演艺而使受感染范围扩大，这个案例就打破了“不通过旅游渠道传播”的美好愿望，迫使行业退而改说确保疫情不从文化和旅游领域扩散。传播与扩散有多大的区别？恐怕也是不大好厘清的。避免疫情通过哪一个行业或职业传播，自然是很有难度的。一个国家、地区、单位、社区，只要还有工作、生产和生活，就必然会有人员的流动和交集；旅游行业更是如此，既然是以人员流动为特征的行业，就注定了传染疫情的概率会高一些，关键是主动设法预防、防控和减少，一旦出现疫情，抓紧去溯清源头、做好围堵、精准施策、控制传播就行了。
这件事儿反映了旅游行业思维的惯性，就是一直处于大旅游与小旅游范畴的矛盾中，讲产业规模、谈旅游统计、论旅游贡献，一定是用大旅游、专业旅游的概念；讲行业事权、管辖范围、事故责任，一定是小旅游概念；在惯常的行业管理中，仍习惯于把团队游、A级景区、星级酒店作为关注的重点，把除此以外的相关业态和业务领域作为旁系（与嫡系相对的）。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所能管理的直系领地仅是产业领域的一部分，甚至是数量上的一小部分，以A级景区为例，除此以外的众多旅游吸引物、旅游接待点，难道就不算是旅游领域？这类问题，只有在未来着力加以研究和突破，旅游业才能得到更好发展。
二、旅游的敏感与脆弱性，使“口红效应”也难扮演
旅游产业有哪些特征？新冠疫情再次触及了这个话题。由于疫情的突发和防控的需要，一些酒店预订好的酒宴、旅行社预先组织的旅游团，一夜之间都得全部取消预订，此前一切的大量成本付出都“一风吹”。旅游业这样的特性算什么？是敏感，还是脆弱？两者是差不多的，就是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区别在于“脆弱”更强调了受影响的程度，也就是“敏感”到了一碰就脆、就碎、就崩了。
或许业外人士会问，这是否与旅游行业一直高唱的“朝阳产业”自相矛盾呢？其实，未必是矛盾的。旅游业有许多个产业特征，朝阳产业是其一，说的是其发展前景；敏感性或脆弱性也是其一，说的是与外界影响因素的关系。从一些现实事例来说，用“敏感性”来形容旅游业，或更具有包容性、覆盖性，既包括对旅游负面影响的因素，也包括对旅游助力的一些因素。例如，90年代初，我国酝酿兴建长江三峡大坝，社会上一度流传大坝修建可能影响三峡景观的顾虑，就导致了大坝开工前（1994年底）数年的三峡旅游火爆局面。
有人拿2003年我国发生的非典疫情与现在的新冠疫情做比较，这在新冠疫情初发阶段有某些可比性，但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不可比性就越来越多。一是疫情发生的国别不同，当时仅局限于我国，现在则是全球多数国家；二是局地与全面之差别，那时疫情以广东和北京最重，如今则是“一片红”（西藏也曾出现1例）；三是短期与常态化之别，非典仅仅持续数月，而今则是没完没了、2周年还未见底、新型病毒不断衍化；四是轻微与深重之别，那时受到影响的行业和省份是少数，而今则是影响到各行各业和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五是媒介传播的放大效应。这次抗疫被作为全国性的头等大事，电视新闻把它作为了固定板块和内容，每天轮番进行播报，也有因防疫不利而一些干部被问责；再是现在多数人都有了智能手机和微信之类，人人可以随时参与发声，所以声响也就格外大了。拿旅游业受影响程度打个比方，非典时整个产业只是蹭破了皮、伤了只胳膊，如今则是体无完肤、四肢受损、身负重伤。
记得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时，旅游业被誉为“一枝独秀”，尚能发挥“口红效应”。这种效应被作为一种有趣的经济现象, 就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为满足消费欲望,转而购买比较廉价的商品,也叫“低价产品偏爱趋势”。口红就被当作这类廉价物品的代表,可对消费者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再者，遭遇经济衰退以后，人们的消费能力降低了,要花钱也只能是“小闲钱”。旅游在这种情况下，就常被作为“口红”效应之物，总体花费不会很大，却可以让人们心情愉快。在当今的在新冠疫情之下，旅游欲做“口红效应”也不容易，有时是防疫政策不允许出游，有时是游客自身担忧出门感染或防疫加码，也自动减少了出游活动，由此反映了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对旅游活动影响的严重程度。客观而全面的认识旅游产业特征，不仅对业内人士有好处，对主管部门把握全行业也有好处，就是对即将进入旅游行业的投资者也有好处，这应该是新冠疫情给业界的一个启示。
三、众说纷纭终觉浅，受灾实况问企业
就业界对疫情危机的反映看，共性是痛感疫情影响之缠绵和深重，个性则是对疫情具体看法和应对上的差异，有关论点具体反映在对新冠疫情的研究、判断和解读上。比较有印象的一些论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有关疫情走势。何时是拐点，何时看到曙光，何时会结束，业内人士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和信息，做了众多的预测和研判，共性之处是大多过于乐观、过于性急了，实际情况是疫情总是深不见底。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初发的2020年春，有研究者借鉴近20年前的非典疫情的走势，对新冠疫情的发展做出研判，认为疫情不久就将过去，旅游马上就会“报复性增长”。从随之而来的实际情况看，这种判断是超前了，但“报复性增长”已在业界留下了抓铁留痕般的印记。
二是有关呼唤纾困。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积极研究纾困政策和措施，出台了若干个意见和文件。国家文旅部也设法帮助旅游企业解决困难，出台暂退旅行社质保金规定、加大落实金融政策为企业纾困等文件，从主流媒体的报道看，这些措施都收到了雪中送炭、久旱甘霖的作用；但从网络媒体、社交平台、座谈会等渠道的信息看，由于旅游企业受困面太大，企业类型多种多样，有关纾困措施可能是杯水车薪、难解饥渴。例如，有的省份宣传如何着眼稳定旅游市场主体的“基本盘”，也就是旅游重点企业，实质性的现状恐怕是众多中小企业管不了，它们除了享受一点普惠的毛毛雨，只要靠自己去苦熬硬撑了。有关旅游协会召集了企业纾困话题的座谈会，能够参与都是顶级的龙头大企业，所提出的减免地产税之类的建议也难落实，至于诸多小企业的纾困呼声，一则很难有正规渠道反映，二是面大量多也很难满足。人员流动受限以后，旅游业务就陷于停滞，也就没有了起码的收益。这个面太大了。
三是有关网络作用。这次疫情之下，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手机在抗疫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对旅游行业来说也是如此，不能聚集举办的活动，就转到线上举办；不能现场举办的营销，就在线上举办，同样可以收到扩大影响的效果；还可以进行网上带货，照样可以销售门票、预订酒店、旅游商品，显示出与传统企业相比的明显优势，大有有网络平台者就得天下的意味。在这个背景下，也一度萌生、炒作出一个观点，就是“网络旅游”、“网上旅游”，一些旅游“票友”和少数业内人士也跟着附和，似乎是找到了疫情之下的世外桃源、灵丹妙药，大家不用出门、网上就解决出游的需求了。其实，拿一个约友人下馆子的例子做比喻，就能很好的说明问题，如果你跟友人说咱改为“网上用餐”了，一道道的美食佳肴虽让人大饱眼福，但怎么说也不等于实际的吃饭呢。后来，由于业内人士谈旅游活动的基本特征等基础性概念，使得这个“发现”被釜底抽薪，也有一些人明确予以嘲讽和贬斥，之后这类说法就明显地减少了，只有搞网络平台的个别企业人和旅游“票友”还在情有独钟。目前看，网上营销很火的势头也在削减，原因就是只宣传而难以出行，形成不了呼应和接续关系；网上带货虽曾一时甚嚣尘上，后来随着带货暴露了一些问题，尤其是315晚会曝光了带货的种种坑人猫腻，这件事情又逐步回归冷静和理性轨道。
四是有关行业受损。换言之，也叫作恢复到疫情前的什么程度了。这的确是很难作答的问题。一是虽全国普遍受到疫情影响，但受影响程度不一样，有的地方是三番五次的疫情散发，管控措施一放即收、管多放少，有的则相对平稳或少发；二是各地客源结构不同，以当地游为主的旅游地，与客源结构较完善的目的地是不同的，较多依赖外来客源的地区受影响较大；三是不同产业要素受影响程度不同，有目共睹的重灾区是旅行社，尤其是出境游组团社，还有承包了海上邮轮的，其次是旅游演艺（涉及聚集性），再就是景区、酒店，接待客人少也还得维护。有相当一些旅游企业，甚至是“基本绝收”了。
当然，对行业受损的情况，也可从一些来源的统计数据去获悉，但未必过于当真，否则便会似是而非。如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2020年旅游业增加值为3.6429万亿元，比上年下降10.6%；再是旅游研究院发布的统计数字，除了年度性的大数，还有季度性的、黄金周的。再就是上市旅游企业发布的数据，有对外公开的半年报、全年报，也要进行专业的分析和解读，切忌表面化、数字化。例如，2021年全年有23家公司市值下跌，占比47.92%，合计市值缩水约5253.14亿元，有25家公司市值增长、占比52.08%，合计增加市值约436.35亿元。对这些数字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这些上市旅游企业都是产业结构非常多元的企业集团，与单一旅游要素的企业很不一样，其经营业绩也未必是业内人士所通常认为的旅游核心业务。要了解旅游业受损的真实情况，还是要多倾听一下旅游是主体业务的企业们的反映，包括大中小各类企业，包括旅游各相关要素的企业。
四、普遍受灾乃共性，各自应对显真能
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旅游企业纷纷奋起自救，十八般武艺全用上，可谓“八仙过海”，只要能够救亡图存，就是留得了青山。
旅行社在疫情下是受灾最为惨重的。这从与旅游诸多产业要素的对比可以看出。经营国际旅游的企业几乎绝收，经营国内旅游的则略好一些，它们抓住疫情受控的短暂“窗口期”，加紧开展短时间的经营活动，长则两三月、短则半月，随时面临被“点刹”、“猛刹”，收益也就是三瓜俩枣。虽然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但对旅游消费链条的其它要素运行，则发挥了断断续续地拉动作用，包括酒店、民宿、餐饮、景区、购物等，这份贡献是要予以肯定的。一些旅行社为了谋生，被迫去卖货，甚至有的知名旅游社也给员工开了账户，助推了疫情下的“带货潮”，实际上是变相的自谋出路。
线上旅行社在应对疫情上显示了互联网资源的某种优势。在疫情初发时期，它们开展了大规模的网上直播、营销，成为疫情蔓延之下的别样风景。有的网络平台的老板亲自披挂上阵，赢得了相当的关注度，收到了“种草”的一些效果，也售卖了城市周边的景区门票、冬季滑雪场门票，更好的还参与了冬奥会比赛门票的分销；有的旅游企业自己没有网络平台，也借助其它的、跟风式开展了带货促销，或举办一期期的公益讲座、线上培训，在公益的名义下，邀请的授课专家也无需付费，实际上获益的还是自我宣传。由于疫情影响仍旧在持续，网上的这一套做派路数已被看透，虽仍有人在叫卖，但关注者明显不多了。
大量的中小旅游企业处于挣扎拼命之中。诸如做规划、策划、营销、活动的中小企业，感觉最多的是严冬彻骨的寒冷，由于疫情之下很难签单、拿单，经营活动几乎处于停滞，人员裁减到不能再少，还是债台高筑、随时濒临倒闭。有时费力联络的业务或筹办的活动，就在临门一脚之时，突然因疫情趋紧而被叫停，损失和失望都是难以掩饰的。业内有人的说，疫情之下，旅游企业倒闭了上万家、数万家，大多指的就是这类。
短途游、就地游成为不得已之举。这是疫情影响打压之后的必然结果，旅游半径日渐萎缩，跨省市旅游频频受阻，乡村旅游、城郊休闲因无需远距离奔波而相对来说还有发展空间，但一旦沾上周边疫情的影响，照样也得关门或限流，只是惨淡程度没有其它业态那么重而已。对出游者来说，就地游、周边游都是疫情压迫和影响的结果。这种短途游大多以自助游为主，对旅行社来说就无利可图，住宿和餐饮也只有一点收益。与之密切关联的是民宿客栈业态，受疫情影响程度难以一概而论，处于大城市周边的、具有市场影响力的、或者经营规模不大的，受影响相对要小一些；如果民宿是在客流量不足的地方、又是建设规模不小（不是民宿的本意，而是精品酒店），所受疫情影响也是较大的。业界有人认为，就地游是一种旅游趋势，这种论断尚待时间检验，它到底是疫情之下的暂时性现象，还是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红色旅游在过去一年算是亮点。主要是受益于建党100周年纪念活动的“红利”，各地在疫情之下还是组织了一些前往异地的参观或纪念活动，拉动了红色旅游的热度上升。客观的说，这股热仅是与其它旅游产品的比较，假如没有疫情的影响，建党百年的红色旅游肯定会更加火爆，拉动和辐射作用也会明显加大。近些年，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认识水平的提高，红色旅游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加之建党百周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各地对红色旅游热情高涨，局部地区也出现了配套开发过热过多的现象，以党性教育基地为例，各地都建设了不同风格和主题内容的基地（起码到县一级），远远超过了实际能够接受教育的客源，随着中央限令每省不得超过3家，就注定了将有一批基地面临闲置或转型，红色旅游小镇的开发也有类似的隐患。
有研究者建议为应对疫情影响，旅游企业应调整经营方向、加快转型发展。这是不是一条切合实际的建议呢？其实，可否进行转型、考虑没考虑过转型、好不好去转型，企业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其他任何人说了都不好使。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末，旅游遭遇外界因素的严重冲击时，也曾经有过这类的高论，其中最代表性的是“多种经营”的观点，通俗说就是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有的旅游企业也真的去“试水”了，有的增加了运输业务、有的去卖货，还有的去投资挖煤、开采石油了，然而没有过去多久，绝大多数尝试者铩羽而归，就是应了那句话，“专业的事儿，要由专业人去干”。一个只擅长做旅游的企业，贸然去做一个新的行当，且不说有没有足够的资金，转眼之间就成了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的新手、外行。
在疫情长时间肆虐的情况下，很难说哪一种方法是最佳的生存之道，原因是旅游企业类型不同、大小有别、家底有厚薄，只要能够设法生存下来，就是“留得青山在”，在疫情常态化影响下就是难得的。
五、把准防疫与复产的平衡点，既有难度也很难得
新冠疫情蔓延以来，如何看待、评估、研判、应对，是各方面都一直关注的问题。回首2年多来，各方面的判断和论点，应该说在数量上是不少的，但大同小异的占了较大比例，也有个别论点比较突出或异类。
要说对疫情形势的研判与决策之高，首屈一指的是党中央、国务院。早在2020年春夏之交就做出疫情常态化的判断，并确立了总体的指导方针，在抗疫实践中体现了充分的前瞻性、战略性和指导性。比较核心的有几条：一是提出疫情常态化的论断；二是统筹科学防疫与恢复生产生活两手抓的原则；三是坚持严防死守、动态清零的防控。从两年多的疫情防控实践看，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恢复程度看，从与国际抗疫实践结果的对比来看，这套决策是成功的。
从各省市防控疫情的实践看，各地做法上差别还是较大的，受到较多赞誉的是上海等地，较好地处理了防控疫情与复工复产的关系，相对于某些省市的“大水漫灌”举措，基本做到了精准防控，尽量不搞全员核酸检测、封城封区封社区，生产复苏和生活秩序恢复也不错。3月初，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加快旅游业恢复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非常亮眼的一条就是清理防疫中的层层加码，要求严格贯彻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出的“五个不准”，落实“三个不得”，受到了媒体舆论和业内人士的关注。虽然没有过几天（3月中旬），全国疫情又一波趋紧，但认识到层层加码的危害性和主动清理层层加码仍是非常明智之举。也就是在这个关头，中部某个省提出对到达或返回该省的人员“实行进入即赋码、三天两次核酸检测”的监管政策，则受到社会舆论的一些质疑，质问这类规定是否属于中央明令要求的不得“加码”。
从有些统计数据来看，能否处理好科学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关系，能否在防疫中不擅自“加码”，直接关乎生产和生活的恢复，也关乎旅游业受灾的程度。据民航资源网统计，从国内六大航司（南航、国航、东航、海航、春秋航、吉祥航）2021与2019年的业绩看，情况较好的一是吉祥航空，旅客人数同比增长17.35%，二是春秋航空，旅客人数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这两家航空的基地都在上海市，取得的业绩或与上海科学防疫政策有关。有人对比了上海与北京酒店业2021年1月-11月的经营状况，也有与民航类似的现象：从入住率、房价等数据看，两座城市的酒店业都处于承压状态，但上海酒店各项数据的恢复程度几乎都高于北京。
这些现象或细节说明，把握好科学防疫与复工复产的关系，确实有利于生产恢复和服务业复苏；但同时也是非常有难度的，需要地方领导同志懂科学、有担当，否则防疫与复工的“平衡木”、“跷跷板”必定就要倾斜。
六、疫后旅游会咋样，亦喜亦忧难参透
由于疫情的反复无常，伏伏起起，何时会迎来疫灭大限，真是难以预测。新年前，我曾对这样的预测觉得有谱，即2022年“国内常态，出境渐放”，但随着3月中旬疫情的再次大幅反弹，心里也变得不再有底。
疫后旅游活动会怎样？能否当年就能恢复到疫前水平（2019年）？旅游产业会怎么样，能否疫后马上就开新局，或者很快进入品质旅游的发展轨道？
对此，不少业内人士提出了一些展望或预测，积累了不少观点和看法，除了已被检验不可能的“速胜论”、“报复性增长”的观点，有些印象的还有这么几个：一是新旅游、新格局、新趋势。结合国家发展形势、经济格局、疫情影响等，认为未来或者疫后旅游发展会有明显的变化，提出了旅游发展方式、发展格局、发展需求的一系列的“新”。二是“回不去”了。指的是回到哪儿，又是为什么，没有仔细加以分享。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还是说疫后旅游产业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格局，还是指旅游市场的需求会发生很大变化，对产品和经营的要求都不一样呢？三是较为悲观的看法，这是相对前两种的观点，针对“一些专家还在鼓吹市场反弹，全面复苏一片大好”，指出2022可能是更加困难的一年，归纳了文旅行业几个关键词：熬，至暗时刻，变数。不是曙光，不是市场回暖，更不是一片大好。
我是如何估测疫情结束以后的情况呢？我认为，出游肯定会有明显的反弹和增多，但是能到什么程度不好断定；对旅游产业来说，利好的消息不会立马来到，需要有一个蹉跎和复苏过程，变数和未知的因素较多。主要有4点理由：
1、疫后民众的心理恐惧对决策出游有阻碍性影响。疫情过后，会有不少人迫不及待的出游，加紧出门放松一把；但也不排除很多人或更多的人仍旧有对疫情的心理阴影和障碍，觉得还是看一下、稳一稳、候一候也不迟，从而制约了出游欲望。
2、疫后市场秩序潜在着不可预测的困扰因素。最浅显的是，像老百姓说的“萝卜快了不洗泥”，饿了2年多的旅游企业，一旦迎来客源开闸放行，岂能不会如狼似虎扑向市场，能否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会不会与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一样又打起了价格战？又会欺客宰客呢？常规的市场监管能力是对应平常状态的，遇到需求过旺的情况，不出问题、出少问题是不大可能的，所谓的品质旅游恐难以保证的。
3、旅游接待设施和服务需要必要的复苏升温。为了应对长时间严酷疫情的冲击，绝大多数旅游企业进行了减员或转岗，勉强维持运转是多数企业的状态。一旦客源市场复苏，接待游客猛增，对多数企业来说需要招聘人员充实岗位，岗位培训和适应岗位的任务都很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全行业旅游接待服务的质量不应寄予过高的期望，就如同蛰伏状态的动物在惊蛰以后苏醒过来，很难立即身手矫健，需要有一个功能复原和长进的时段。
4、疫后很多客源的经济实力需要逐步恢复。曾经看过一组数据，疫情之下有7.8亿人负债，到2021年底我国居民的总负债金额累计高达200多万亿元，人均负债率高达14.3万元；1.75亿人的90后群体，90%通过欠款来超前消费，人均负债率已高达13万元，意味着至少需用18个月的工资才能还清贷款。没有现成的旅游消费实力，或将是旅游复苏较大的绊脚石，即是出游人数不少，但花费肯定是不多的，所谓“旺丁不旺财”。
因此，即使度过了疫情的劫难，旅游运行和产业发展也不会焕然一新，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也不会是轻而易举。这就像一位大病初愈的患者，医疗和治愈必然要经历“病去如抽丝” 的过程，再恢复到强壮更需要时间。“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是诗人笔下的描绘，是自然界的变化，轮到人类社会和经济现象就不同了，需要假以时日才能恢复。当然，与疫情期间的旅游运行状况比，疫情结束会有立即带来变化的，起码“点刹”式的控制人流不会了，企业朝夕之间要断炊也不会了，但瞬息万变、焕然一新也不太可能。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仅表现在对疫情的研判、市场复苏的意见上，也应贯彻到对疫情之下人们生存状态的评判上。从疫情防控的角度说，人们最好不出门、少出门，有利于避免疫情扩散；从经济社会恢复的角度看，则只有保持一定量的人员流动，服务业和百姓生活才不至于停摆，对旅游业则更是生死攸关。这两年，旅游业虽然遭受了疫情的沉重打击，但还是有不小的一部分市场主体挣扎着活了下来，也就是争取到了“留得青山在”，为疫后旅游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保留了复苏的希望和火种。是什么力量让它们活下来呢？是其自身积累的实力，就像是冬眠动物事先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和脂肪；还是各级政府的纾困举措，让饥寒交迫的旅游企业久旱逢甘霖、绝处缝生机；还是在疫情稍缓的间隙里，由于那些不畏疫情感染而依旧胸怀“诗与远方”情怀、毅然出行和出游的人们？或许这三个因素都有一些，但我更感佩那些勇敢的出行者和旅游人，正是他们无畏的就地游、周边游、跨省游，勉强支撑着旅游企业苟延残喘地活下来，使一些旅游企业“留得青山在”。因此，旅游业界应该挺直腰杆、发自内心的，向疫情期间所有的出行者和旅游人表示崇高的敬意！这份敬意，不仅旅游企业应该发自内心，也应该由旅游全行业发自内心；若允许说上一句貌似不着边际的大话，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也可以“人民的名义”表达这份敬意？
最后，期盼新冠疫情的阴霾尽快飘散，让心怀“诗与远方”情怀的人们自由地旅游起来！
（作者：高舜礼，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任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综合协调司副司长，中国旅游报社总编辑、社长）